保守着前卫

保守着前卫

——写在剑桥大学建校八百年之际

作者：毕会成    文章来源：《读书》2009年第10期

不曾想,离开剑桥的这一年竟是如此特别——二00九年,剑桥大学建校八百年,达尔文诞辰二百年。

这是怎样的八百年!正是八百年前的那个恐怖之夜,一批牛津人在被当地市民绞死了两名师生(又说四名)的背景下出逃,为剑桥大学在康河两岸奠下了第一块基石；几百年后,这个被衍生的剑桥又在新大陆的查尔斯河畔衍生了另一个剑桥,即后来的哈佛大学。 
　　没有这个八百年,今天文化天空的恒星云团里将只有牛津在落寞地耀熠。 
　　然而,剑桥历来无新事。八百年的深度是一个巨大的消磁场,足以消解任何浮躁的企图。国王学院的中央草坪不能容忍彩旗礼炮的喧嚣,只有穿黑袍的教授才能信步其上；三一学院的礼堂不接待成色不一的嘉宾名流,这里的餐前祈祷只能使用中世纪的拉丁语;对于克莱尔学院的天才们,任何陈词滥调的领导祝辞——哪怕出自校长菲利普亲王之口——都是对他们的智商的轻侮。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夜晚,当全球的基督教堂的钟声都在为八百年华诞的剑桥而鸣的时候,剑桥却只奉出了八分钟的light show(灯光表演),将牛顿的力学公式、霍金的《时间简史》封面、弥尔顿的《复乐园》文稿等剑桥的人文骄傲投影在大学参议院(Senate House)的两堵墙体上。 
　　倒是达尔文的二百年纪念更受关注。围绕着生物进化论,这个星球上最优秀的头脑们在各大学院轮番设坛演讲,论域遍及哲学、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修辞学与神学,自英格兰阴郁的新年以来,每周四一场,一直到我走时的烟花三月仍不见有收场的意思,徒然浓化着我的离愁别绪。 
　　为什么,一个剑桥毕业生的纪念比剑桥本身的纪念还重要？或许，八百年标志的只是一个文化事件，二百年却标志一场文化事变；八百年纪念的只是一个学府的创世记，二百年纪念的却是人类的创世记。

二百年前诞生的那个可怕的叛逆者,将上帝创世记的千年天庭付之一炬,然后在天庭的颓壁断垣上书写人类自我创世记的新神话。这一世界文化史的空前革命和人类思想范式的根本性转折意味着那个被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出来,而后又被逐出伊甸园的高贵而卑微的人类消失了,代之以处在生物进化顶端的高贵而丑陋的灵长类；向彼岸吁求救赎的原罪人生,代之以价值中立的物欲满足和现世享受；复乐园的原点回归运动,代之以线性进化的一去不返的决绝的未来主义,彼岸的期许被拉回到此岸,或者说以时间的彼岸(未来)置换了空间的彼岸(天国)。 
　　剑桥做派的因循传统举世皆知,然而它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核心的意识形态;世上只有英国(和它的前殖民地加拿大)的执政党自称“保守党”并以“保守”相标榜——叫“进步党”的倒俯拾皆是——然而英国是资本主义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源发地。 
　　难道，保守与前卫竟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难道，传统与现代本来就是相反相成？ 
　　 
　　最不能苟同的是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上院贵族归为“中世纪残余”的人云亦云。一个源发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反倒没有资格来界定资本主义之所是,现代社会之所是吗? 
　　由立宪君主和上院贵族所构成的英国社会结构中的“尊贵的部分”(dignified part),对于英国的现代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商业在任何社会都可以自发地繁荣,为什么只是在英伦才首先成就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只是在英伦的政治经济学实验室——北美,才培育了经典的资本主义? 
　　韦伯把商业资本化的动力归之于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如果这一结论成立,他真正要说的是,商业只有被新教伦理圣化为某种“天职”,才能摆脱稻粱谋的职业属性与道德缺陷,而建立起一种目的自为的超越性的价值本体身份,或者说具备了可以为之献身的事业的品格。在中世纪,只有贵族所垄断的战争才具备这种超越的品格——贵族没有职业,只有事业。而今,新教伦理把它扩及到商业及其他领域,包括知识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的前提不是消灭贵族,更不是消灭贵族精神,而是贵族精神的泛化,泛化的路径就是新教伦理,经由这一路径,贵族与资本家、中世纪与现代得以有机地贯通与转换。由于历史的随机性垂青,这一转换率先在英国启动了,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批资本主义经营者正是英国那些因摆脱了军事义务而转向农场经营的“和平农庄的主人”,由他们推动并完成的圈地运动决定性地把英国推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门槛。价值化的商业事实上替代了军事战场而成为传统贵族所开拓的新的价值战场,并据此构建了传统贵族在新的社会形态中的存在合理性。 
　　“尊贵的部分”不是从历史上游冲下来的垃圾,它是英国这条河流之所以在现代的河床上越发浩荡的原因。没有传统主导阶级的自我嬗变,单靠城关市民进一步退三步的所谓“资产阶级化”,英国如何走出意大利诸城市共和国长期滞足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没有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Magna Charta)所确立的贵族共和原则,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念到哪里寻求法权依据?没有一二九五年的模范国会(Model Parliament),当代的代议制民主从哪里搬用成熟的制度框架?在这种传统与现代、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法权关系相互纠结缠绕的历史图景中,你能抽象得出可与传统彻底断裂的现代性结构?你能剥离得出可与封建制度截然两分的资本主义原型?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制度输出的方式,由英国而北美、澳大利亚,由英国而法国、西欧,进而推及东欧、拉美、近东、远东乃至非洲的全球化过程中,作为源动力和原型的正是这个“有残余”的英伦体制;而它的全球化的一致性冲动与本土化的差异性倾向的结合又产生了多少类型迥异的资本主义和现代:仅以大者论,欧陆与英美之隔有如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对峙,东欧与西欧之裂一度演成“冷战”前沿,东亚与南亚之别有如儒学与佛教之格不入,拉美与北美的差距使前者成了后者的后花园…… 
　　美国的建制一向被认为基于纯粹的现代理念,实则不过是英国的大陆版本或清教徒版本,从中可以清晰指认英国的殖民影响:同样的两院制国会,同样的判例法；在无国王的国度,美国总统的权能是英国的立宪制国王和内阁首相的总和；在世袭贵族缺位的社会,联邦高等法院的保守之责堪比英国上院。 
　　用“资本主义”或“现代性”来涵括如此多样的社会形态,实在是理论的不得已——我们总得用某种概念来表达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家族相似性”。 
　　所有形态的资本主义/现代都不是概念的空降,或概念的自我演绎,他们的生成只能因应于特定社会的历史,并成为特定历史的一部分。只有当我们在概念的层面上将所谓“现代”本质化,才有了“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前卫”的人为区分。 
　　而在现实的层面上,传统之被指认为传统,是因为它敞开了现代的可能——彻底丧失了存在合理性的传统不复成为传统；保守之成为保守,是因为它朝向未来——抱残守缺的保守只是守旧。 
　　这个意义上的传统不是一种可以随意抛弃的偶然的或外在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前提。只有基于这一认知的对传统的保守,才为否则将无家可归的现代性找到了它的真正历史主义的家园:废掉了“尊贵的部分”的纯粹形态的现代还是英国的现代吗? 
　　 
　　剑桥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保守者。 
　　剑桥保守的,当然首先是它难以撼动的精英教育理念,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独特的学院制,和永远在周末的康河上为下一次牛(津)剑(桥)对抗备战的赛艇队……但所有这些保守的细部都衍生自一种独特的空间意识,这种空间意识的核心就是与时间的抗衡。 
　　剑桥无疑是美的。三十多座教堂的尖顶竞比高,三十多丛学院建筑群各擅奇巧,旱水仙和野草莓花团锦簇地拥着康河,经过一座座经典的桥,直把她送入草地尽头处的格兰彻斯特,那里的拜伦与罗素仿佛仍在苹果树下的躺椅上坐看西天的闲云野鹤。 

    但剑桥的美不适宜入住。没有哪一处英国城镇像剑桥这样从历史上承领了并刻意守护着如此高密度的哥特式或巴洛克建筑。这样的空间不排斥网络时代最先进的教学科研设施,却排除了现代生活的可能。现代生活的主题意象是带来时空压缩感的汽车,而在剑桥凝固了的时空中,汽车不啻一种唐突与冒犯,剑桥因而流连在脚踏车的时代。 
　　这样的空间叙事也注定了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公共照明的尴尬。剑桥的路灯形式大于内容,光线比英国议会大厦的瓦斯灯还暗,暗得脚踏车要不亮前后灯就不敢夜行。为剑桥精英们的人身安全计,剑桥市议会规定,凡在夜间不亮前后灯的骑车人,一经发现,即予三十英镑的罚款。现代都市更精彩的另一半时空——夜生活在剑桥也被取消了。 
　　刻意的保守使剑桥在现代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中遗世孤立为一座城堡,它与现代都市之间横亘着一道欲望的护城河。 
　　这城堡是一个让历史和知识谱系显得不容置疑的空间,因而,这个时代最前卫的思想才能在此出现; 这城堡是一个最大限度地绝缘了外在干预的自在自为自由且自治的知识共同体,因而,这个种群最艳丽的智力之花才能怒放于此,八十余位诺贝尔奖的荣膺者才能从此走出。 
　　问题是,这浅浅的护城河,剑桥到底能守多久?——寂寥的剑桥之夜,我在大学图书馆五楼的拱形窗前看着全城若有若无的灯火在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改用市场—消费符码体系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威胁着要把知识群落城堡化的时候,中国的城堡内的同行们就慌不择路地放下吊桥,迎纳商品原则进城——作为象征,北大拆毁了处在商业地带的围墙。中国知识群落的“自我中心化”是它生命的胎记与永恒的情结,献策诸侯以跻入政治社会的中心正是它在春秋时代脱胎而生的动力。因此,伴随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转型——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型而出现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现象,曾被知识分子自认为“知识分子的危机”,危机的化解之途当然是再行跻入经济社会的中心。由献策诸侯转为献策商人,中国知识群落对商业原则的无条件拥吻令人很难想象,以前为政治社会的“贱商抑商”摇唇鼓舌呐喊的也是这个阶层。 
　　今天的中国知识群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重新中心化了,但知识分子的合理性危机却更深了。对于学术而言,真正的危机恰在于把学者的边缘化视作危机。学术在中国从未确立独立的价值地位,以前追求学而优则仕,现在追求学而优则富,产生于两种同质的工具理性转型过程中的所谓“危机”,是可以轻易解决的,只要找到“钱”、“学”交易的渠道就可以。而真正的危机在此过程中只是转换了形式。 
　　在商品货币关系长期受到抑制的中国,当知识分子把解禁的商品货币关系及其对社会的一元化宰制理解为现代性的实质,进而把这样的现代性假定为历史的必然,这种有关历史必然性的宏大叙事,在为学术自身的商品化和知识分子人格的商品化提供合理性证明的同时,更使一切的随波逐流,包括“笑贫不笑娼”的文化事实都免受道德批判。新意识形态的缔造者出于一己之利,不惜瘫痪了道德。必然性使道德失语了。 
　　剑桥不承认必然性。在时间的必然性里随波逐流,追新骛奇,掠取时间之流的光鲜泡沫来自我标榜的所谓“现代性”,其实只是“现在性”。现在性意味着在对时间的碎片化认知中,现代被感受为某种符号,某种时尚,某种口味;意味着在对时尚的无深度追求中,“过去”成了纯思辨的概念;意味着在对新的消费口味无餍足的开发和即时消费中,未来被透支以至消失了。 
　　对现在性的反抗成就了从容淡定的剑桥风度;文化直觉告诉我们,反抗的力量来自某种永恒价值的坚守,剑桥坚守的永恒价值到底是什么? 
　　传统贵族因军事技术和制度的转型而转事学术,由武力征伐转向智力征伐,是比转事实业更具世界意义的通例。证之以中国春秋战国“士”阶层由负戟之士而策士的意义转换,再证之以德川幕府时代日本武士转而成为国学或兰学研习者。只是,东方政治的早熟,使学术一开始就处在政治的全面统驭之下,沦为政治的工具。而在西方,可追溯至苏格拉底时代的学术与政治的历史性张力,在中世纪表现为教权与政权二元对立的学术独立性,进而都在新教伦理中得到确认。或者说,新教伦理确保了武力征伐向智力征伐的转型在西方没有成为贵族精神的沦丧过程。学术与实业一样,其对于从事者的意义,一如战争对于传统贵族的意义,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证成和意义证成。 
　　城堡是贵族的家园。剑桥以对城堡的坚守回溯着、确认着、体现着自己的精神血统和道德力量。事实上,所有对贵族的使命至上意识和义务本位伦理高度认同的群落——那些以“家”名之的资本家、科学家、思想家乃至政治家——都不得不生活在或严格意义的或隐喻意义的、或有形或无形的城堡中。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边缘化,那么这种边缘化正是他们的文化宿命。他们以边缘性的存在为现代社会廓清边界——智力的、组织原则的和制度的边界。而在现代社会内部悠游的,属于、体现、享受和消费这个现代社会的,从来都是那些以“师”名之的工程师、律师、医师、教师等各类中产阶级,在欧美社会,驾奔驰购游艇竞奢豪华的首先是这个阶层。 
　　对城堡的执守,正是对物质的无执。剑桥作为文化奇观的秘密恰在于它以城堡形象表达出的极致的边缘化,因为能够安居于此的只有那些以学术本身安身立命的纯粹者。 
　　有资格以剑桥为家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只需一个E-mail,就可以立马搬家到香港中文大学去过年薪二十万英镑的后现代都市生活。但是,即便全剑桥的人都到了港大,港大会成为剑桥吗? 
　　假如真的有一天,都市欲望终于征服了剑桥,摧毁了它的城堡,然后在城堡的废墟上矗立起高度类型化的现代都市,剑桥大学还有容身之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