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的方针，提出“树立人人成才观念，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成长成才。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突出个性发展，是我国教育指导思想的重大进步。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建国以来我国教育方针的基本表达。然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教育理论界都对这一方针进行过讨论和反思，意识到其存在的问题。将这样一个人的发展的最高理想、终极目标作为指导学校日常工作的方针，它很容易走偏为要求学生门门优秀的“平均发展”，进而演变为对学生“求全责备”，忽视学生个性和兴趣的“平庸发展”，存在忽视因材施教的明显缺陷。对于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优秀的创造性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这是否是教育内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人才培养，我们可以说受到政治挂帅、政治运动的影响和伤害；但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进入大学的一代，也已整体到达了退休年龄，仍然缺乏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不是可以令人反思的吗？显而易见，源自苏联模式的这种整齐划一、平均主义、无视个性的教学要求，可以培养出大批合乎规格的有用之才，却难以造就出真正出类拔萃的优异人才。

    也许，我们需要恢复常识，尊重常识。古往今来，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无不是个性突出，在某一方面有强烈的兴趣和优异的发展，而且往往是“偏科”的。用英语或奥数标准不可能选拔奥运冠军；同样，用求全责备、门门高分的标准，也难以造就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优秀人才。钱钟书、梁漱溟、吴晗这样数学不及格的文科天才，其实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由于对全面发展方针的教条主义态度，使我们至今未能遵循常识去改变我们的评价和选拔标准。

    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这一情况并未改变，甚至还在恶化。近年来日益严酷的应试教育，对分数的片面追求，高度功利主义的导向，使教育进一步背离了人性、个性和创造性的发展。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无论在艺术界还是科技界，许多少年时获得国际大奖的“神童”在长大后“消失”了，而当年与他们同台竞技的国外少年有的已经成为大师。因为我们的许多“神童”和“高考状元”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只是在家长、学校的“裹胁”下把竞赛、获奖作为考试加分的敲门砖，一旦自己能够选择时就放弃了操练多年的技艺，转向金融贸易等学科。更多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时，仍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和兴趣，没有梦想，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能做什么的“空心人”，于是只能随波逐流，追逐世俗的功利，考公务员等等。这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失败，也是一种最大的教育浪费。

    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认识，与计划经济体制倾向于塑造整齐划一的“标准件”不同，市场经济、知识经济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世界各国无不把个性发展列为最重要的教育目标。1989年《法国教育指导法》第一条规定：每个人所享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要得到保证，使个性得到发展，有利于个人进入社会和职业生活以及行使公民的权利。2003年3月，日本政府以“培养开拓二十一世纪具有宽阔胸怀和坚定信念的日本国民”为宗旨，提出今后教育将致力于五个目标的实现，居于首位的就是“培养以自我实现为目标的自立人才”。事实上，“个性发展”不仅是与市场经济、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目标相契合的教育哲学，也是以人为本、面向每一个学生、鼓励人人成才的教学原理。近年来，如北京十一学校等校的许多教学改革，就是围绕这一目标而进行的。

    有人会问，难道全面发展就不重要了，它在教育过程中应当居于何种地位？我认为，中小学教育作为一种基础教育，德、智、体、美、劳、群体合作等等无疑十分重要，我们现在不是重视过分了，而是远远不够，甚至将人格养成、音体美作为“副科”而可以不教。但是，这种综合素质作为个体发展必不可少的丰富营养和基础教养，它本身并不是最终目标。今天，我们可以大声地宣示：教育的真谛和真正目标，就是帮助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进而自我实现，“做最好的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面发展”是“个性发展”的基础，“个性发展”是“全面发展”的目标，两者并不是对立的。这样理解“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是不是更为恰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