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馨方美国之行心得体会
娄馨芳在哈佛大学
2010年5月，我校高三一班娄馨方同学参加了中美学生交流项目，在美国交流访问半个月，以下是娄馨方同学美国之行的心得体会。
采风，在大洋彼岸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一班 娄馨方
有一个地方，拥有最多的工厂与汽车，那里的人们却享受洁净的空气与大片的绿色；有一个地方曾是“开化”较晚的蛮荒野地，现在却发展到一个以高科技为代表的高层次文明；有一个地方，在为世界制造机遇的同时却又自觉不自觉地引爆着危机……也许，美利坚合众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悖论的地方。完全多元化的社会现象构成一个万花筒，随意转动，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到的排列组合可能魑魅魍魉，却又异彩纷呈。短短半个月的美国之行并未使我观察到最想了解的全面的社会构成与深层次的民族心态，但还是收获了一些从这个“不完全旋转”的万花筒中采撷到的浮光掠影。
几乎不打折的自信
“在这片崇尚自由呼吸的土地上，当你我理解并尊重他人自信的选择时，就不会试图用高薪去让一个自命清高的教授下海，用博士学位去让一个讲求实惠的蓝领汗颜，用奔驰宝马去让一辆招摇过市的旧车愧退，用华屋去让一位与世无争的高邻气短。”
——《美国社会的自信》
如果说美国一年一度的《人权白皮书》是过分的自傲与对其他国家无端的藐视，美国繁琐夸张的入境安检与海关官员不信任的眼神和及其细节化的问题是无法掩饰的恐惧的话，那么美国人，美国的民众，每一个社会群体所拥有的自信却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芝加哥机场，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向我走来。我急忙拿出一美元递过去，想要躲开他。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马上接钱，而是问我需不需要指路。我礼貌地拒绝后，他还是不卑不亢地给我说出了许多机场附近的标志性建筑方位，之后才接过钱道谢。他有自信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行乞者。我在脏乱的莱克星顿地铁站见到唱摇滚的盲人歌手，在奢华的时代广场、第五大道看到双腿残疾的艺人在街边卖画……这些街头的表演也许并不总是乐观的点缀，但无论是贫民街还是富人区，我都很少见到赤裸裸地向人伸手要钱的“真正意义”上的乞讨者。也许是这句广为流传的美国谚语给了他们人格上的自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everyone has something to sell）
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对我说：“美国很多博士找工作，首选是当教授。当教授比去公司穷，还辛苦，但有更多的学术自由。” SAT公司的总部院士和副总裁单名谦先生说：“当院士的最大好处是有生活保障的同时专注于学术专业的研究。”学术上的自信来源于对于人生选择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靠别人的目光支撑，而是凭自己的实力取得。
在从旧金山到东京的飞机上，我问邻座的美国人：“你认为定居在城市好还是乡村好？”“乡村。”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城市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但乡村更利于生活。”当中国的人潮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涌入时，西欧、北美的逆城市化现象已经开始十余年。虽然现在有些人选择放弃一线城市而“急流勇退”去往二线，但我相信那绝不是自愿选择过一种“悠哉”的生活，而是对畸形的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妥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我国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之外，是不是还与人们的心态有某种关系呢？
“移民文化”与开放包容
“三百年前的五月花号展开了一个美国梦。”
——《南方周末》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几乎没有哪个特征不是以社会的多元化为基础的。当亚洲的黄种人坐着狗拉雪橇从白令海峡的浮冰上驶过，看到绵亘不绝的海岸山脉时；当欧洲白种人的帆船宣布他们征服大西洋到达弗吉尼亚（意为“处女地”）时；当非洲黑种人被塞进三角贸易的小船，辗转来到西北这块陌生的大陆时；当大洋洲的几艘迷航的船只被盛行的西风吹到南美，船员们又阴差阳错通过陆路到达北美时……一个移民国家的胚胎状态由是而孕育。每一个到达北美大陆的移民者面对的都是陌生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全新的社会文化形态。而对这种多元文化背景的构成，融入其中的唯一途径似乎就是拥有一颗开放包容的心态，以联合劳动从而改造自然环境求得生存。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教室里，教授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似乎颇能说明中晚期移民者的奋斗历程：教授的爷爷是奥地利人，奶奶是俄罗斯人，教授的父亲从小就在奥地利长大。在二战期间，作为犹太人的父亲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远渡重洋“偷渡”到美国。那时，他只会说德语，但通过三年的不懈努力之后，他竟然当上了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并与教授的母亲（美国人）结婚。从这个例子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些中晚期欧洲移民家庭的缩影。在美国，像这样的移民家庭有很多，正是如同拼贴画一样的多彩背景使美国文化如此丰富，也使置身于画作其中的美国人如此开放包容。
具有移民背景的美国，其国民心态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又和当今时代的趋势——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精神不谋而合。走过时代广场与第五大道，我不再流连于琳琅满目的店铺，亦不再妄想带回国几件有特色的美国服装——几乎所有的衣服都不是“made in the US”，取而代之的则是铺天盖地的“中国制造”，而印尼、克罗地亚、海地等劳动力低廉的国家制造的服饰也不在少数。中国真的成为了世界工厂！面对这个现实，我却不愿欣然接受。美国市场开放包容的背后，有些东西值得我们深思：中国的产品确实能在美国独占鳌头，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无可挑剔，但为什么在世界金融海洋中，最抢眼的弄潮儿往往是美国？为什么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也是以美国居多而中国却寥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关注道琼斯、纳斯达克和标准普尔？参观了美国几所顶尖高校的商学院之后，我想起了中国的职业中专、技术学校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的打工潮，第一次觉得“经济全球化”这个高级词汇是如此的沉重……
信息传媒带来的一些麻烦
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环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教育所致。
——爱尔维修《论精神》
意识形态。
这个词语，还是不自觉地从脑海中蹦了出来。
虽说美国人有着以移民文化为代表的开放与包容，但也有一些以西方大殖民主义为特征的近乎傲慢的偏见。对于《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中体现出来的相似的局限性，我原以为是作者本人的单一观点所致，但这次“实地考察”之后，我才发现是信息传媒的有色眼镜使得中美两国人民无法从一个完全真实的角度了解对方。
也许真的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当中国的媒体能够以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报导西方的得失功过时，西方的一些报刊杂志却会在报导中国的文章中多少加点讽刺的笔法，甚至有关主权。在一些媒体中，把“台湾”单独作为一个国家的写作方式并不罕见，而鼓吹达赖喇嘛是“人权的捍卫者”则为他们赚尽了噱头。“世界四大著名博物馆”之一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除了风采犹然的中国馆外，竟然还有一个西藏馆。而入馆说明的地图上，则明显地把西藏标记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在地图前伫立良久，把建议管理人员更换地图的留言放入了意见箱。“西藏馆”门口，出出进进络绎不绝的人群来自世界各国，而不少人也会看看这张地图。对于这种露骨的宣传方式，他们会默然接受吗？
这种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扭曲理解，也许每个美国人都会多少有一些。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教授一直认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扶蒋反共”是为了帮助中国更好地建设；MIT的一个教授则认为建国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变成了一个“奇怪的”、“思想被禁锢的”、“不愿与国际合作”的国家，并认为这也是那时中美敌对的原因之一……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上也许确实是这么写的，或许这些偏见是美国人“口耳相传”来的。
在即将下课的时候，哈佛教授送给我们一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名言：“从古至今，两个民主的国家，是不会发生冲突与战争的。”我想把这句话演绎为——如果两个国家的信息沟通是畅通的，传媒是客观的，对彼此的国情也是了解的，那么这两个国家就能在这个基础上找到共同利益，从而走向合作而避免冲突和战争。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短短半个月的交流，我没能看清一个美国的全局，却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一个不带任何粉饰与贬低的可感的社会存在。她有作为一个最发达国家的自信，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包容，然而也有信息传媒的偏见与由是而生的国民视野的蒙蔽与局限。在全新的世界背景下，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能够仅凭自己原本的力量而获得长足的发展，因而看清实际、找出差距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没有人仅凭闭目、不看社会现实就能割断自己与社会的联系。他必须敏感，随时准备接受新鲜事物；他必须有勇气与能力去面对新的事实，解决新问题。”
